设为首页 | | 登录|注册
 
首页   关于我们   新闻与观点   科技创新   专家讲坛   政策法规   人才招聘   联系我们   友情链接   在线留言
相关信息
  - 专家解读《“十三五”国家科技创
  - 李毅中:积极开发新能源 传统能
  - 国家电网带动设备制造业“走出去
  - 接入分布式光伏电配网如何保安全
  - 张国宝:发展特高压是电网发展必
  - 光伏“杯具”集中发生 明年对欧
  - 发展核电是中国战略选择
  - 能源专家解析:政府一定不要“救
  - 中国新能源产业前景及企业突围之
  - 开拓自给式光伏发电大市场
 
人气榜
  - 通 知
  - 声 明
  - 北太所集团何梓年研究员赴德国参
  - 专家解读《“十三五”国家科技创
  - 杰出华商投资洽谈会暨特色小镇培
  - 光伏扶贫更是一种精准扶贫的方式
  - 我国计划五年内培育1000个特
  -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2013年
  - 国家能源局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
  - 关于申报2013年度科研院所技
 
推荐
  - 环保部:将推动环境服务业发展
  - 2010年能源经济形势及201
  - 关于各城市申办第一届中国国际太
  - 国家工程实验室管理办法
  - 科技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
  -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十二五”规
  - 华中电网公司2011年上半年水
  - 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理事
  - 我中心接待尼泊尔访问团
  - “阳光校园”实验二小项目已顺利
 
 
核安全—利益和代价之间的平衡

日期:2012-8-3

访国家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二司副司长 汤搏
国家环保部官员就核安全报告向记者进行了解读。该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二司副司长汤搏表示,中国的核安全问题,要放在发展的背景下考虑;这一问题的解决,不仅有赖于技术的提高,还有赖于观念的转变。
2012年5月31日,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《关于全国民用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》和《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》。在经过了近一年的检查后,这两个文件对中国民用核设施的安全状况,给出了“总体可控”的结论。对此,外界普遍解读为在福岛事故后冰冻了一年多的中国核电,即将重启。
但目睹了福岛核事故巨大破坏力的中国民众,对中国的核电重启依然疑虑重重:与日本一水之隔的中国,是否也可能遭遇福岛这样的天灾人祸?若如此,中国的防范是否充分?依中国目前的技术和管理水平,是否足以支撑较高的发展速度?
带着这些问题,记者于7月26日采访了国家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二司副司长汤搏。
记者:福岛事故发生后,中国一直在总结教训。这些教训,能梳理出几条?
汤搏:在事故发生以后,美国核管理委员会讲了非常重要的一点:福岛事故是在日本福岛核电厂所处的特殊的厂址条件下发生的。也就是说,不能把一个厂址的情况,随意复制到另外一个厂址。但是福岛事故提醒我们,要把以前对于厂址所做的工作再做个回顾。比如海啸问题,我们核电的选址都对海啸进行评价,但过去国内有一个相对比较主流的认识,认为中国大陆架的条件和日本很不一样,中国的大陆架比较浅,又很长,大陆架附近并没有产生巨大海啸的条件。所以我们过去核电厂的设防重点,都是风暴潮,以及天文潮,而不是海啸。
记者:那么,现在对海啸问题有没有新的认识?
汤搏:新的认识并没有太多,但是有些新的做法。海啸的问题很复杂,它产生的根源有几个,这次日本是地震海啸,可能还有海底火山爆发,还有大的冰山的融化。中国的大陆架附近既没有火山,也没有冰川,引起海啸的重要原因还是地震。福岛事故后,我们重点评估了琉球海沟和马尼拉海沟。琉球海沟评估出来的结果是:即便以最保守的情况来考虑,它在中国大陆沿海产生的海啸高度大约也就是几十厘米。
而马尼拉海沟情况比较特殊,因为它的地质构造是由六个断裂带组成的,这六个断裂带如果联合破裂,它产生的地震强度应该是9级。假如按此评估,那么到达广东沿海的海啸高度,可能和这次日本差不多,大概十四五米。马尼拉海沟的情况是去年美国一个报道提出来的,所以我们这次将马尼拉海沟作为了评估的重点。
但是在马尼拉海沟的中间,有一个洋脊,即海底的山脉。上述六段断层分布在洋脊的两侧。因为这个原因,六段联合破裂的可能性极低。那么三段联合破裂有没有可能?台湾对此情况进行评估,结论是可能发生一段破裂,其产生的地震强度大概是8.4到8.6级。而我们保守评估了三段破裂,结论是它产生的强度是8.8级。如果按此计算,它引发的海啸到广东大亚湾附近的离岸高度大概在2.7米。
我们同时还计算,这个2.7米的离岸高度,假如真冲到厂址上,可能有多高?事实上,大亚湾和日本的情况不一样。大亚湾是一个湾,湾里面积比较大,所以外面的海啸冲进来以后反而消散了,不会像在日本那样会爬高。初步的评价结果还是比较乐观的。
记者:对于秦山核电站,《核安全报告》提到要加高防洪堤,这主要是考虑什么因素?
汤搏:当年建设秦山核电厂的时候,国家核安全局曾经对秦山进行追溯安全审评,包括防洪的审评。在当时所获得的资料里,有一个1956年曾经观测到的风暴潮的一次记录,我们把它叫做“56.12”。
当时这个记录非常怪,因为它的数据出奇地高,和周围的水文站相比,就出现了一个水位的凸峰。专家们因此判断认为,从物理角度看,这个数据似乎不大可能,所以就怀疑是不是当时观测有误,或者是记录有误。我们在做数据处理的时候,如果一些数据明显不合理,是可以把它们筛掉的。当时专家判断这些数据不合理,就把它筛掉了。
但这次对秦山核电站进行评估的时候,有些专家提出来说,你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数据就一定不可能出现,它们是不是合理还有待商榷。所以这次核查,这个数据又被拿回来了。而这个数据一放进来,就对整个的水位有影响。这是其中一个因素。
第二个因素,是近年来的一些自然现象,正在对我们的传统观念产生影响。比如,我们以前认为东北不可能有台风,但是前几年“麦莎”台风就刮到了东北。新的观测记录也对我们水位的评价有影响。
还有另外一个因素,是钱塘江的围垦。这几个记录综合起来,就使得现在对于洪水位的预测,比上世纪80年代高出不少。80年代的评估水位是8米左右,而现在的设计基准水位是10米多一点。
记者:我们评价所依据的数据,都是过去的数据。这样的数据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未来?
汤搏:你说的有正确的一面,特别是对复杂的现象。因为对复杂现象、极端现象,它的样本数量太少。重复发生很多次,它才能越接近预报的规律。但是单独的一两次,很难用它来说明什么问题。所以我们不仅仅搜集最极端情况的数据,还要搜集不那么极端情况的数据,增加样板量。因为任何现象都存在某种“分布规律”,这样我们就能“预测”某种情况发生的概率。
记者: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进行风险控制?
汤搏:首先,我们如何定义安全?生活中处处有风险,比如交通事故、医疗事故、食品中毒、谋杀、火灾等,所有的这些事情构成了人在社会上的总风险。去年我们进行核安全检查的时候,中国地震局有一个专家说,人类要学会与风险共存。我再把这个观点发展一下,就是人类必须与风险共存。这是个世界观问题。从科学的角度讲,不可能消除风险,只能控制风险,把它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。对于安全,我给过一个定义,它是利益和代价之间的平衡。就是它带给人的意义足够大,同时带给你的代价可承受。对于核电来说,也是这个问题:它带给我们的利益有多大,代价能不能承受。
记者:那它带给我们的利益有多大,代价又有多大呢?
汤搏:核电对于中国来说,是发展中必然的一个选择。中国要发展,能源消耗不断增加,而如何满足这种需求,无非有几种选择:火电、水电和可再生能源。你知道中国去年煤炭的总的消耗量是多少?已经超过了30亿吨了。它还带来了运输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,安全问题也不少;水电的蕴藏能力有限;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又不能在短时期内作为骨干。那中国巨大的能源需求靠什么?核电是不多的选择之一。
有大量的科学数据表明,在能源领域中,核电的风险应该是最低,或者是最低的之一。所以,从利益与风险比较的角度看,核电应该是一个较好的选择。
记者:但公众似乎倾向于认为,核电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行业。另外,美国在1979年三里岛核事故后,也有30多年没有发展核电。
汤搏:安全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。我刚才说的是客观因素,是由数据支撑的。但核安全还有主观因素,即人的社会心理因素。比如说有很多数据表明航空运输比公路运输、铁路运输安全程度更高,但很多人还是怕坐飞机,却不怕坐火车。这是人们的一个心理特点:人们对一次性造成重大伤害的事情,印象特别深,而对于短时后果并不严重,但累积效果很大的事件,不太去关注。而核电恰恰属于前者。当然,核电也有一旦出现重大事故可能产生长远影响等复杂问题,需要我们认真对待。
美国三里岛事故后30多年没有发展核电,主要跟它的需求有关。美国从来没有对核电有刚性需求,上世纪50年代发展核电的目的,主要是从防止核扩散等政治角度考虑。另外,从1974、1975年开始,核电在美国已经没有竞争力了。它放弃核电,主要还是从经济方面考虑。
记者:那在核安全这个问题上,是对公众的教育重要呢,还是技术的提高重要?
汤搏:这两者都很重要。核能界不断提高安全水平是安全文化的要求。而公众需要接受的一个观念是:无论技术怎样升级,都不可能做到绝对安全。并且,无止境地提高核电的安全系数,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安全水平未必能起到关键作用。因为根据木桶理论,整个社会的安全水平,不取决于最长的一块木板,而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。而核电可能是这个社会最长的一块木板之一。
记者:大部分人关注核电,并不是说要废除核电,而是关注它的发展速度。这需要技术和管理的支撑。在安全的技术方面,中国现在处于什么水平?
汤搏:前几年,中国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,制定了一个文件,不是法规,而是法规下面的一个导则,其中规定:运行核电厂每堆年的堆芯融化概率和放射性大规模释放的概率,应该低于10的负四次方和负五次方;新建核电站要低于10的负五次方和负六次方。
但这两个值不是放在法规里,也就是说,不是简单地拿这两个值衡量,它只是个指导值。我们给核电厂发放许可证,也不完全依赖它,还需要审查大量的具体设计等方面,我们叫“确定论安全要求”。从全世界范围看,没有国家把这两个值放在法规里,都放在技术性文件里,或者政策性文件里。
记者:还有一个管理的问题。从技术这块来说,有时候我们觉得10的负五次方和负六次方已经很安全了,但是这个东西毕竟还需要人来操作。也有人把这个问题和核电的发展速度联系起来。
汤搏:现在对这个问题争论得比较厉害。我个人认为,这个问题需要很严肃地论证。比如说我们核电现在究竟需要多少人才?需要什么样的人才?我们现在的培养速度是什么样?我们现在设备制造能力怎么样?我的安装能力怎么样?管理水平怎么样?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,不是你站在外面,没有做认真细致的调查评估工作,说一句“大跃进”就能解决的。我本人没有做过调查,所以对核电发展速度也没有发言权。(来源:《中国新闻周刊》)

 

 

 
 

北京市太阳能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(C)版权所有SUNPU
京ICP备05021819号-2